会议室的门缓缓推开，走廊里的冷气夹杂着一股陈旧的樟脑球气味涌了进来。我站在会议桌旁，手指碰触冰冷的表面，耳边隐约传来不急不缓的脚步声，皮鞋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水磨石地面，似乎在以节奏敲打我的心。走进来的是新任的厅长周恒，六十二岁的他头发被染成了乌黑，鬓角修得干净利落，灰色西装的袖口露出一边干净的白衬衫，熨平的痕迹十分明显。他的身后紧跟着秘书、办公室主任和两位副厅长，再加上一个记录员，大家手中都捧着本子和保温杯。原本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立刻站起身，脸上挂满笑容，争先恐后地喊着“周厅长”。而我却没有移动，等他走到主位旁，目光透过老花镜扫过来。我微微前倾，稍微弯腰，努力挤出一个客气的笑容，称呼了一声：“周叔。”声音并不大，但在这一片宁静中，能清晰听见中央空调发出的微弱嗡嗡声。周恒眼皮微微抬起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，仿佛在核对一张老旧的照片，默默审视了几秒，喉咙里挤出个字：“嗯。”随后便坐下，开始翻阅桌上的资料，丝毫没有再看我一眼。我的笑容如同被寒风冻住，慢慢消失殆尽。无意识间，我的左手伸进裤兜，摸到一张被叠四折的报到通知单，边角已被汗水浸湿。窗外，省委大院里的银杏树已黄了一半，微风吹过，树叶纷纷飘落，有几片粘在玻璃上，宛如随意丢下的纸钱。我名叫郑远，三十五岁，是省委副书记，副省级。这次被派下来的第一站，正是省水利厅。周恒曾是我母亲的秘书，他跟随母亲六年，从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。那时，我还在上初中，每天放学后，总能见到他在我家小客厅坐着，一摞文件在膝盖上，我母亲说一句，他便在本子上记一句。虽然他家住在城西的纺织厂家属院，路途遥远，但每逢饭点，母亲总会邀请他留下吃饭。他吃饭的姿势很拘谨，筷子只夹菜肴中的青菜，总留着炖肉，直到我和母亲都放下筷子了，他才用馒头将汤汁蘸净。后来母亲调动，她则在原单位坚持工作，渐渐爬升到处长、副厅，甚至后来的厅长。逢年过节，他也会打电话回家，与母亲问候。母亲去世时，他也前来参加追悼会，站在后排鞠了三个躬，默默给了五百块的份子钱，再没和家里人多说一句话。这些往事在我心中一一盘算，宛如厚重的账本。我刚调到省里三个月，听说周恒将要到水利厅，心中的紧张感瞬间显现。果然，报到的第一天，他便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会议持续了四十分钟，重点讨论全省水利工程的安全排查。周恒说话缓慢，每句话都像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吐出，字字都显得沉甸甸。我坐在他右手边的第三个位置，握着钢笔，笔记本上只记下了日期和标题，其他一无所获。会议结束后，我本想说些什么，但周恒已经率先起身，带着一行人向外走去。经过我身边时，他的脚步稍稍停顿，转头对办公室主任说：“下午的调研，记得让司机提前把车开到门口，别让基层的同志久等。”他的声音并不算低，仿佛故意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。我站在原地，手中钢笔的帽子反复拔盖，咔嗒声声响起。当我返回自己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倚靠着门板静站了五分钟，墙上挂的老式上海牌挂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仿佛在慢慢磨砺着我的心神。我走到办公桌前，打开左下角的抽屉，里面有一本蓝色硬皮的记事本，封面上印着“工作笔记”四个字，字迹是母亲的。我翻到第一页，时间停留在2016年7月，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。我继续翻阅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字。周恒。母亲写道：“周恒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提到厅里要进行班子调整，他或许会接任书记，问我有没有建议。我回复他，按程序走。他又问我儿子近况如何，我告诉他，郑远还在县里学习，让他别操心。挂了电话，我才意识到，他那声‘哦’与二十年前在楼下等我的时候一模一样。”我合上记事本，指尖轻轻摩挲着封面。母亲直至去世都将他视作家人，但今日周恒那一声“嗯”，仿佛如同一根冰冷的钢筋，刺入我的耳中。下午的调研地点位于城郊的洪山灌区，我提前到达，站在水渠边仔细观察闸口。水位不深，浑浊的黄水中漂浮着几个白色的塑料袋，夹杂着石头缝中的枯草，鼓胀得像几条翻肚的死鱼。风从河滩刮来，夹带着泥腥味和远处鸭场的恶臭。周恒的车队终于到了。他下车，果然被一群人包围。当他注意到我在闸房门口时，停下来对身旁的处长说道：“这个闸口，前年是否修过？检查一下混凝土的标号。”那位名叫马的处长满脸堆笑回答：“是的，前年九月修的，C25标号，当时您还未到这里。”周恒点了点头，朝前走了几步，离我不到三米。我主动开口：“周叔，这个灌区下游的群众对淤堵问题多有反映，我打算借此次调研调出去年的维修改造台账查看。”他终于侧过头来，目光与我相对，那眼神朦胧且冷淡，犹如透过毛玻璃来审视自己，模糊而遥远。他平静地说道：“台账在厅档案室，想看的话可以让人调取。”话刚说完，他便继续向前走去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灰色西装的后摆在风中轻轻扬起，露出他腰间一枚旧棕色钥匙扣，上面挂着一块褪色的小铜牌。